摘要：為什么要“孤軍深入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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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南力作”專欄

　　長期身處和平年代，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、爭名逐利、心浮氣躁、得過且過的狀態(tài)中慵懶倦怠，放松警惕，消弭斗志，忘卻初心，淡漠使命，弱化擔當。作為負責任的網絡媒體，極有必要重復吶喊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！”

　　金一南，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，少將軍銜，博士生導師。是一位勤勉自強、才華橫溢、著作等身、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、愛國學者。其作品以說理透徹、恢宏大氣、振聾發(fā)聵而著稱，獨具提神醒腦、救贖靈魂、正心正念之功效。

　　為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，為警示當代、鼓舞民志，更為啟迪后世、昭告未來，經請示將軍同意，本網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“一南力作”專欄。愿借將軍力作，爆燃民族精神之火，積極踐行“導引群心、朝向太陽”理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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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勝

文/金一南

第三章西征作戰(zhàn)，白骨永筑青山

　　西路軍的西征，是來自不同方向的紅軍隊伍，在內外矛盾中向著統(tǒng)一紀律、統(tǒng)一意志、統(tǒng)一指揮轉變的，艱難痛苦地蛻變。

為什么要“孤軍深入”？

　　為什么一支部隊過河要走那么遠，一直走到幾乎全軍覆沒，一直往西走？一方面為了取得援助，但蘇聯(lián)援助最早12月份才能來。先計劃到定遠營，后來定遠營不行了，退到安西。安西又不行了，退到哈密。在哈密，獲知援助要等到1936年二三月份才能到。但是我們過河部隊為什么要孤軍深入呢？

　　第一個原因，今天，幾乎所有的紀念館、紀念文章都將過河之舉描述為“孤軍深入”。是不是孤軍深入？其實設身處地想，當時河西只有馬家軍，國民黨力量相對薄弱；河東則重兵云集，集中了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、毛炳文、王均、關麟征部。

　　我們今天看到西路軍后來的嚴重損失，覺得過河是“孤軍深入”，其實當時，過河是找一個比較安全的、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地方。

　　第二個原因，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，先期到達，已經與陜北紅軍共同組建了陜北根據地。陜北根據地面積并不大，客觀上容納三個方面軍也確實有困難，養(yǎng)不了那么多部隊。再加上當時兩個方面軍之間確實存在隔閡，所以就主觀來說，開辟另一塊根據地，已經成為不僅是張國燾，也是紅四方面軍多數(shù)領導的行動取向。一、四方面軍分裂的陰影尚未過去。

　　1936年10月，三大主力會師，一方面軍加上陜北紅軍2.2萬人，二方面軍1.1萬人，四方面軍3.8萬人。雖然四方面軍南下在川西作戰(zhàn)時遭受了重大損失，其人數(shù)仍然比一、二方面軍和陜北紅軍加起來還要多，作戰(zhàn)能力也最強。

　　三軍會師之前在甘南，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回憶說：我軍在甘南占領的地區(qū)，人口80萬，而陜甘寧地區(qū)人口才40萬，相比之下我們的處境相對還好些。

　　這是實際情況，不像我們今天一些人想象的：陜北是塊福地，張國燾放著福地不去，偏要到甘南、河西。

　　陜北紅軍、中央紅軍會合之后，陜北的資源已經不足以支撐這么大的軍政力量。毛澤東知道，張國燾也知道，四方面軍先期占領甘南是不錯的，人口80萬，是陜甘寧地區(qū)的兩倍，物產也豐富，問題是能不能站住。國民黨中央軍來了，甘南勢必要丟掉。那么從什么地方再搞一塊根據地，作為四方面軍發(fā)展的基礎，成了不僅是張國燾，也包括四方面軍很多干部的共同心愿。

　　寧夏戰(zhàn)役計劃終止之后，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，決定將提供援助的方向，由蒙古國定遠營改到安西，后來又改到新疆哈密。其主要原因是蘇聯(lián)政府擔心蘇日關系出現(xiàn)麻煩，如果從蒙古國進來，就會和日本發(fā)生比較大的沖突。

　　這樣一再改變，形成了什么局面呢？9月11日，共產國際警告，同意紅軍部隊占領寧夏區(qū)域和甘肅區(qū)域西部計劃，同時堅決不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，以免其脫離中國主要區(qū)域，成為邊緣化的力量。但是兩個月后，11 月3日，共產國際電報，不得不把援助地點調到哈密，這就使得接收裝備的紅軍必須大縱深西進。這個局面是最初各方面都沒有想到的。

　　援助地點越來越遠，時間也越拖越久，從1936年的12月拖到1937年的二三月，最終成為過早渡河的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越走越遠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第三個原因，出在我方的決策上。四方面軍過早渡河，援助沒有到，部隊也不能回來，所以提出，在甘州、涼州、肅州這一帶建立根據地，等待蘇聯(lián)的援助。這也就是后人看到的“孤軍深入”局面形成的原因。

（未完待續(xù)）

　　金一南，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，少將軍銜，博士生導師。中共十七大代表，第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。全國模范教師，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。全軍首屆“杰出專業(yè)技術人才”獲獎者，連續(xù)三屆國防大學“杰出教授”。主要研究方向：國家安全戰(zhàn)略，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。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，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。兼任中央黨校、國家行政學院、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《一南軍事論壇》主持人，《中國軍事科學》特邀編委。2008年被評為“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”，2009年被評為“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、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