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不能忘卻之二：為什么國民政府遲遲不肯對日宣戰(zhàn)？

“一南力作”專欄

　　長期身處和平年代，極易使人在樂享生活、爭名逐利、心浮氣躁、得過且過的狀態(tài)中慵懶倦怠，放松警惕，消弭斗志，忘卻初心，淡漠使命，弱化擔當。作為負責任的網(wǎng)絡媒體，極有必要重復吶喊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！”

　　金一南，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，少將軍銜，博士生導師。是一位勤勉自強、才華橫溢、著作等身、影響深遠的軍中俊杰、愛國學者。其作品以說理透徹、恢宏大氣、振聾發(fā)聵而著稱，獨具提神醒腦、救贖靈魂、正心正念之功效。

　　為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，為警示當代、鼓舞民志，更為啟迪后世、昭告未來，經(jīng)請示將軍同意，本網(wǎng)編委會決定于2020年3月12日開啟“一南力作”專欄。愿借將軍力作，爆燃民族精神之火，積極踐行“導引群心、朝向太陽”理念。

　　敬請各位網(wǎng)友多多轉(zhuǎn)發(fā)，助力公益善舉，共襄復興偉業(yè)。

心勝

文/金一南

第二章即使勝利也不能忘記

——紀念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70周年

　　為什么盧溝橋成為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地點？為什么美國人宣戰(zhàn)了我們才敢正式宣戰(zhàn)？為什么出現(xiàn)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？勝利花環(huán)不僅是奪目的榮耀，更是切膚的警醒。

不能忘卻之二：為什么國民政府遲遲不肯對日宣戰(zhàn)？

　　1937年7月17日，蔣介石發(fā)表廬山講話，下決心抗戰(zhàn)。他說：“如果放棄尺寸土地主權，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。”“地無分南北，年不分老幼，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！”這已經(jīng)成為海峽兩岸多次引用的抗戰(zhàn)名言。

　　蔣介石對于抗日的考慮，有他的被動之處。

　　第一，他一直是想“攘外必先安內(nèi)”，先把共產(chǎn)黨消滅了再說。但共產(chǎn)黨人始終無法剿滅，日本侵略者又步步緊逼，再不抵抗，連“安內(nèi)”的空間都沒有了。

　　第二，國內(nèi)外皆施加巨大壓力。國內(nèi)民眾強烈要求抗日，共產(chǎn)黨強烈要求抗日，國外的英美政府也給蔣介石施加壓力，不希望他后退太多。

　　第三，“西安事變”的直接推動。

　　很多人看了美國胡佛研究所披露的《蔣介石日記》才知道，“西安事變”時，宋美齡曾把周恩來帶來，與蔣介石兩度會面，達成停止內(nèi)戰(zhàn)的國共合作協(xié)議。過去，蔣從西安回到南京后，絕對不承認事變中與共產(chǎn)黨有過接觸。當然，蔣介石抗日也有他的主動所在：一是感情基礎，二是利益基礎。感情基礎，從宋美齡的一句話就可以看出來。宋美齡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。當時宋美齡母親病重，宋美齡陪伴在床前，問了母親一句：“您的祈禱那么有力量，為什么不向上帝禱告，以一場地震摧毀日本，好讓它再也傷害不了中國？”當然，蔣和宋都恨日本，日本人對蔣也基本沒有好感，后來幾次談判，談到最后都想讓蔣下臺。

　　利益基礎，從他對1931年“九一八事變”處置結(jié)果的后悔可見一斑。1932年6月，蔣介石聽了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翁文灝的匯報，介紹東三省煤炭占全國60%以上，鐵礦占82%，悔此前決策錯誤，在日記里寫道：“驚駭莫名！東北煤鐵如此豐富，倭寇安得不欲強占？中正夢夢，今日始醒。甚恨研究之晚，對內(nèi)、對外之政策之錯誤也。”這也蔣介石抗日的動因之一。

　　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對日宣戰(zhàn)？為什么戰(zhàn)爭發(fā)生在盧溝橋？研究歷史要特別注意細節(jié)，細節(jié)里面的名堂非常大。冠冕堂皇的浮夸，往往被細節(jié)擊穿。

　　通常所謂“八年抗戰(zhàn)”，是從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開始，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。習主席提到的14年抗戰(zhàn)，則是從1931年“九一八事變”開始到日本投降。那么，國民政府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戰(zhàn)時，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，只有3年零8個月的時間。

　　從常識上，多數(shù)中國人都以為“七七事變”全面打起來就算宣戰(zhàn)了，其實不對。從1931年“九一八事變”算起，到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戰(zhàn)，日本大規(guī)模入侵已經(jīng)10年零3個月；即使從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算起，中國的全面抗戰(zhàn)也已經(jīng)進行了4年零5個月。

　　既然蔣介石有感情的因素，有利益的因素，知道必須跟日本作戰(zhàn)，但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最終對日宣戰(zhàn)？最直接的原因，是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，12月8日美國對日宣戰(zhàn)，國民政府這才鼓足勇氣，緊隨美國之后宣戰(zhàn)。

　　美國一旦被偷襲，第二天就宣戰(zhàn)，最后一定要把偷襲者打到Unconditional Surrender（無條件投降）方才罷手；我們早已不是被“偷襲”，而是在侵略者明火執(zhí)仗、南京屠城、占領了大半個中國的情況下，竟然還一邊進行著抵抗，一邊琢磨著妥協(xié)，一邊盤算著退路。這不是問題嗎？這不是恥辱嗎？

　　當然，國民政府有些客觀理由。據(jù)當時的兵工署統(tǒng)計：庫存子彈5億發(fā)，長江北岸山炮、野炮炮彈12萬發(fā)，克虜伯野戰(zhàn)炮炮彈10萬發(fā)，合計22萬發(fā)，只夠20個師3個月的使用量。

　　1937年7月31日，“廬山講話”剛過十幾天，蔣介石邀請他的“智囊”——胡適、梅貽琦、張伯苓、陶希圣、陳布雷等，一起吃飯，告知他們決定抗戰(zhàn)。胡適問：能支撐多長時間？蔣答：6個月。當時就這個底數(shù)。所以不敢正式宣戰(zhàn)，一邊打一邊想和，能妥協(xié)就妥協(xié)，能不打就不打。蔣的抗戰(zhàn)，從一開始就沒有打到底的決心。

　　所以，德國大使陶德曼（Oskar Paul Trautmann）秉承希特勒意志，出面“調(diào)停”。德國希望日本從中國戰(zhàn)場拔出腿來，進攻蘇聯(lián)。日本從東面進攻，德國好從西面進攻。日本跟中國打起來，對德國來說是個不小的麻煩。日本當時提出了7個條件：第一，內(nèi)蒙古自治；第二，華北非軍事區(qū)；第三，上海擴大非軍事區(qū)；第四，停止抗日政策；第五，共同反共；第六，降低對日關稅；第七，尊重外國主權。

　　最初蔣介石表示難以接受。東北已經(jīng)丟了，華北又被日本占領，現(xiàn)在還要內(nèi)蒙古自治，胃口太大了，不行！1937年11月12日，蔣介石剛剛表態(tài)不能接受，7天之后，上海淪陷，日軍直逼南京。于是12月2日，蔣介石對陶德曼表示：中日可以談，日方提出的條件還不算“亡國條件”。

　　其實，1937年8月7日的國防會議上，蔣介石已經(jīng)說過：“如果以長城為界，長城以內(nèi)的資源，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行為，這我敢做。”這些話，國民政府絕對不會拿出來說，但他當年的確做好了以長城為界的準備，東北就算了，只求回到“七七事變”之前的狀態(tài)就行。

　　1937年12月6日，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在武漢召開，正式?jīng)Q定“接受陶德曼調(diào)停”。歷史在這里走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。

　　如果當時，真的按照陶德曼調(diào)停實現(xiàn)中日停火，日本倒是從中國抽身了，可蔣委員長“抗日英雄”的光環(huán)不知要蒙上多么厚重的塵埃，日本戰(zhàn)爭機器的壽命不知要延續(xù)多久，東亞戰(zhàn)爭的蹂躪不知還要持續(xù)多久。但問題是，日本此刻已經(jīng)利令智昏了。

　　12月13日，日本攻陷南京，立即變本加厲，7個條件不夠了，再加4個。不僅要求經(jīng)濟賠償，更提出在必要的地區(qū)設立特殊機構、偽政權，這已經(jīng)是亡國的條件了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蔣介石無法再退，對陶德曼說“絕無接受之余地”。日本就這樣第一次錯過了抽身的機遇。

　　研究日本戰(zhàn)爭史，我猜想很多日本人對這段歷史做內(nèi)部評估時，一定很后悔——當年見好就收多好啊，胃口太大了。可是錯過一次機遇，后面還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

　　緊接著，1938年5月，宇垣一成大將出任日本外相。此人過去跟蔣介石私交非常好。辛亥革命后，蔣介石在反袁世凱的“二次革命”中亡命日本，宇垣一成給予精心照料，兩人結(jié)下友誼。蔣介石一看老朋友當了外相，覺得有戲了，可以做文章。于是宇垣外相的代表跟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觸，要談，要和，別再打下去。

　　宇垣一成在日記中記錄下孔祥熙的表態(tài)：

　　“內(nèi)蒙古設置特殊地區(qū)是可以的。”

　　“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，我們國內(nèi)很困難，只有悄悄地逐步實行。例如首先設置領事，凡屬經(jīng)濟問題由領事間解決。”

　　“領事解決不了，再派公使或大使。”

　　這就間接承認了“滿洲國”獨立，承認了內(nèi)蒙古的特殊地位。不但丟了滿洲，連內(nèi)蒙古都丟了。今天很多人說，是共產(chǎn)黨丟了外蒙古——且不說外蒙古丟失事實上是蔣經(jīng)國與斯大林簽署的協(xié)議，看看孔祥熙和宇垣一成的談判，不但放棄東北，連內(nèi)蒙古都要放棄。

　　宇垣一成的日記在日本已經(jīng)公開了，臺灣方面馬英九他們從不引用，覺得對蔣介石不好。當然這事后來也沒搞成，因為日本陸軍強硬派不同意宇垣一成的意見，堅持要“蔣介石下野”，最終使交涉告吹。

　　孔祥熙都講到什么地步了？孔說，若蔣委員長下野，就沒人跟你簽署協(xié)議了，讓我下臺行不行？我是行政院院長，第二號人物。日本人說，不行，就得蔣下野。兩邊談不攏，這才告吹。當然，這也相當于日本人錯失了第二次機遇。

　　日本人第三次錯失機遇，是1939年3月，國民黨復興社人員與日方人員在香港悄悄談判。得到消息的共產(chǎn)黨要求通緝主和人員，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也表示，如果議和，廣西軍隊將單獨抗戰(zhàn)。于是談判被迫夭折。日本人第四次錯失機遇，是1940年軍統(tǒng)局派人冒充“宋子良”，于3月和6月分別在香港、澳門，與日本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進行交涉，被日方列為“桐工作”。雙方討論的中心是：承認滿洲國問題、華北駐兵問題、對汪政府的處理問題。蔣介石特別提出“會談要在絕密中進行”，不能讓外界任何人知道。

　　1940年7月22日夜，中日雙方正式交換備忘錄。

　　日中代表關于進行停戰(zhàn)會談事宜，分別遵照板垣總參謀長及蔣委員長意旨，并互相確認各自上司進行會談之親筆證件，約定事項如下：

　　一、時間：8月上旬。

　　二、地點：長沙。

　　三、方法：板垣征四郎及蔣介石商談日中停戰(zhàn)問題。代表鈴木卓爾（?。┐硭问拷埽ㄓ。?/span>

　　昭和十五（1940）年7月23日

　　以長沙作為會談地點，是中方國民政府選定的。當時長沙還被共產(chǎn)黨控制，因為汪精衛(wèi)也要來，日方擔心不安全。板垣征四郎、汪精衛(wèi)及蔣介石，所謂“三巨頭會談”，主要是板垣征四郎與蔣介石商談日中停戰(zhàn)問題，

　　然后三方商談汪偽政府前途問題。

　　后來日方又提出：能不能在洞庭湖上談。因為洞庭湖是中立地帶，你來一個船，我來一個船，日方覺得安全。國民政府代表認為不行，就在長沙談。日方又提出中方應以書面形式保證板垣征四郎和汪精衛(wèi)的安全，但蔣介石不愿意寫，要“絕對保密”，不能把任何字據(jù)放到對方手里。就在雙方因此來回扯皮的時候，日本防衛(wèi)廳防衛(wèi)研究所在《中國事變·陸軍作戰(zhàn)》中記錄了珍貴的一段：

　　“1940年6月中旬以后約一個月期間，曾是事變行將解決，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利那……中共察覺到了日中進行和平談判的危機，突然發(fā)動了‘百團大戰(zhàn)’。”

　　今天有些人認為，百團大戰(zhàn)打掉降日派、和談派的說法是“虛”的，你可以去看看日本人的記錄。

　　上述秘密協(xié)議于1940年7月23日達成，“百團大戰(zhàn)”于1940年8月發(fā)動，硬是把這場會談給攪黃了。

　　什么叫中流砥柱？很多人說，共產(chǎn)黨就打了幾場戰(zhàn)役，國民黨打了22場戰(zhàn)役，總拿數(shù)字作對比。我們共產(chǎn)黨人自己也說不明白，搞不清楚。其實，歷史不是沒有給日本人從中國戰(zhàn)場抽身的機遇，被他們一次次錯過了。一是日本方面本身胃口太大，吞下的東西根本消化不了；二是共產(chǎn)黨方面的堅決態(tài)度。

　　再回到1941年12月9日，正式宣戰(zhàn)之后，國民政府其實還在猶豫，因為日軍偷襲珍珠港后，作戰(zhàn)連連獲勝，美軍連菲律賓都丟了，全面后退。蔣介石有點兒后悔，怕美國人頂不住。羅斯福之所以擔心“中國戰(zhàn)場崩潰”，就是覺得蔣介石三心二意。直到中途島作戰(zhàn)日本海軍失敗，瓜達爾卡納爾島作戰(zhàn)日本陸軍失敗，蔣介石這才算心里有了點兒底。

　　整個抗戰(zhàn)我們是怎么走過來的？顫顫巍巍走過來的。當然，蔣介石與日本人的妥協(xié)和周旋也可以理解。以時間換取空間，以談判拖延時間，做更多的準備，好跟日本人對抗。畢竟抗日戰(zhàn)爭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國跟強國的對抗。

　　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(fā)表“廬山講話”，1900字文稿當中，有6次提到“弱國”，主要意思是國力弱、軍力弱、裝備弱、訓練弱。其實，還有一些他未曾意識到或不愿承認的“弱”：精神弱、意志弱、心理弱、斗志也弱。一個國家的弱，絕不僅僅是國力、軍力、裝備、訓練的問題，同樣包括民族心理問題、國家意志問題。

　　“珍珠港事件”發(fā)生之前，日本侵略者已經(jīng)在我中華大地制造了1928年6月的“皇姑屯事件”，1931年6月的“中村事件”、7月的“萬寶山事件”、9月的“九一八事變”，1932年1月的“一·二八事變”、1935年5月的“張北事件”、1937年7月的“七七事變”……這么多的事件，也未能讓國民黨痛下決心，與侵略者撕破臉皮徹底決裂，始終沒有放棄私下接觸和“調(diào)停”，始終在尋找可能的妥協(xié)之道。這也許是我們中國人的特點，從一開始就不想干到底，總以為給對方面子就是給己方面子，給對方臺階就是給己方臺階。

　　日本方面不斷地制造危機，利用危機向預定目標節(jié)節(jié)推進；我方則一直在后退，企圖通過忍讓換得和平。再也沒有比中國人更想不戰(zhàn)而屈人之兵、不戰(zhàn)而退人之兵的了。直到今天，仍有很多人懷著這種想法，這是多么巨大的歷史慣性！

　　當然，美國人也講“不戰(zhàn)而屈人之兵”，甚至講了很多，為什么？因為他們天天在打，打得自己都疲憊不堪、資源耗盡，才想能否找到不戰(zhàn)的方法。我們是從一開始就不想打。那么，如果日本不偷襲珍珠港呢？如果美國不宣戰(zhàn)呢？這場中日之間不宣而戰(zhàn)的戰(zhàn)爭又該怎樣了結(jié)？不值得思索嗎？

　　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歷史。

（未完待續(xù)）

　　金一南，國防大學戰(zhàn)略研究所所長，少將軍銜，博士生導師。中共十七大代表，第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。全國模范教師，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。全軍首屆“杰出專業(yè)技術人才”獲獎者，連續(xù)三屆國防大學“杰出教授”。主要研究方向：國家安全戰(zhàn)略，國際沖突與危機處理。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，并代表國防大學赴美軍院校講學。兼任中央黨校、國家行政學院、北京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《一南軍事論壇》主持人，《中國軍事科學》特邀編委。2008年被評為“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”，2009年被評為“新中國成立后為國防和軍隊建設作出重大貢獻、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范人物”。